崔汝源 欧洲媒介化学派缘起变迁与理论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媒介现实的巨大变化为传播研究带来挑战。随着数字媒介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所有事物媒介化”的时代。媒介既是个体的日常生活脉络，也镶嵌至其他社会制度的日常运行。传统传播研究形成的“媒介效果”与“媒介使用”两大范式已无力回应现实，传播研究方式需要发生改变。正是在媒介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以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以及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为核心的欧洲传播学者将“媒介化”视为关键词，以重新思考媒介如何影响更为广泛的文化与社会。

　　“媒介化”这一术语最早被用于媒介对政治领域的影响。瑞典媒介学者肯特•阿斯普(KentAsp,1986)最早提出政治生活媒介化概念，即政治体系不仅很大程度上受到大众传媒报道影响，且自我调节以适应大众传媒的需要。马佐莱尼和舒尔茨(Mazzoleni and Schulz)、延森(Jenssen)、阿尔勃格(Aalberg)、斯托姆巴克(StrOmbck)以及科特勒(Cottle)等学者继续关注政治媒介化相关议题，他们指出政治核心功能逐渐依赖于大众媒介。其中科特勒(Cottle,2006)将冲突的媒介化理解为媒介在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冲突中积极参与和建构的角色。斯托姆巴克(StrOmback，2008)则提出媒介化政治四阶段模型，每一阶段都以媒介对政治影响的质的变化为特征。“媒介化”术语还被用来描述媒介对于科学、宗教等领域的影响。魏因加特(Weingart,1998)将“媒介化”视为媒介与科学相联系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媒介塑造公众意见的重要性日益增长，科学对公众认可的依赖促使科学越来越媒介化。施蒂格•夏瓦(StigHjarvard，2008)等学者指出宗教媒介化的结果并非产生新的宗教，而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定义和实践宗教的力量发生改变。

　　另有一些学者将媒介化与现代性或文明等更宏大的理论联系起来。社会学家约翰•汤姆森(JohnThompson,1995)提出媒介化为现代社会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媒介化与其文化影响以及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庞大媒介机构的出现有着密切联系，这些机构的生产和符号性产品的分配改变了制度之间以及制度和个人之间的传播流程。福纳思(Fornas,1995)联系现代性日益增长的文化自反性，指出由于越来越多的媒介成为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媒介文本、图像和话语成为个体身份建构的一部分。克罗茨(Krotz,2009)从更为宏观的意义上使用“媒介化”概念，以明确媒介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媒介化被认为是一个与个体化和全球化并列的“元进程(Meta-process),但克罗茨并没有对媒介化进行正式的定义，正如其所言：“媒介化是一个历史性、不间断的长期进程，媒介化的定义常常受到时间和文化背景的限制。”舒尔茨(2004)则将媒介化进一步具体化、过程化，认为它是一个延伸(Extension),替代(Substitution)、融合(Amalgamation)和接纳(Accommodation)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带来传播媒介和社会的变化。

　　随着“媒介化”这一术语引起广泛重视，学者们开始关注“媒介化”与“中介化”的异同。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2008)提出与中介化相比，“媒介化”是媒介效果向宏观社会效应的一种延展。“中介化”强调特定社会语境中借助媒介得以实现的传播,“媒介化”是社会文化制度以及人类互动模式受媒介影响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云顶国际也有学者，如埃里克•罗森伯赫(EricW.Rothenbuhle,2009)认为两个术语都可用来考察相同问题，只是侧重点不同。随着讨论的深入，“媒介化”与“中介化”两者的关系被认为是互补的，而非对立的。索尼娅•利文斯通和皮特•鲁特(Sonia Livingstone、Peter Lunt,2014)提出将以“中介化”为主题的讨论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就是媒介化研究。更有学者提出可将“中介化”研究视角纳入“媒介化”学术视野，以突出传播研究的学科视角，强调“媒介是当代社会所有过程中都无法被简化的维度”(Nick Couldry，2012)。

　　基于上述对“媒介化”术语的讨论，阿德里斯•赫普和弗里德里希•克劳茨(Andreas Hepp&Friedrich Krotz，2014)认为“媒介化”是用来批判性地分析媒介与传播的变迁和文化与社会的变迁之间相互关系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被学者们认可，因其包含更广泛的学术立场，并赋予媒介化研究更大的空间。

　　新世纪以来，媒介化研究逐渐成为欧洲传播研究的浪潮。研究者尝试系统构建“媒介化”理论，他们从定义“媒介”概念出发，形成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制度化传统(Institutionalist tradition)和社会建构传统(Social constructivist tradition)o在制度化传统中，代表性学者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2008)认为媒介作为一种半独立机构，为其他社会制度与参与者提供交流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媒介是作为制度存在的，通过制度媒介获得了独立性，以及对于政治过程、政治行动者、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力。夏瓦引入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进一步丰富了制度化传统的理论内涵。媒介与其他制度一样，受规则操控，既要服从众多法律法规，也要服从针对媒介类型活动的规则。媒介同样体现为资源配置，媒介化意味着其他制度越来越依赖于媒介所控制的资源，因此为力求获得这些资源，其他制度不得不服从于媒介运作的一些规则。制度化传统下学者们的讨论离不开“媒介逻辑”这一核心概念，其可上溯至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和罗伯特•斯诺(Robert P.Snow)1979年出版的《媒介逻辑》一书，媒介逻辑所考察的不是媒介传播的内容，而是传播形式。具体而言，传播形式包括所使用媒介的种类(如视觉、音频等)和每一种媒介所独有的格式，如如何组织材料、如何展示风格、如何设置重点等。格式被用来作为展示以及理解现象的框架。一种成功的传播行为，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共享一致的格式。在此基础上，夏瓦将“媒介逻辑”定义为媒介制度性的和技术性的运作模式，包括媒介如何分配物质性的和符号性的资源，以及如何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下运作，而所谓的“媒介化”，就是其余社会机构在“媒介逻辑”的影响下历史性的转变过程。

　　制度化视角下研究者对“媒介化”现象的考察主要关注媒介制度逻辑如何与其他制度逻辑相互作用，以及非媒介的社会机构如何依据媒介逻辑调整自身社会行动，从而融入这一“媒介化社会”的历史性过程。依据这一逻辑思路，夏瓦考察了游戏产业、宗教信仰、政治选举活动的媒介化过程，Synne Skjulstad(2009)考察了线上时尚产业的媒介化过程，强调媒介机制介入社会时尚产业的发展进程之中。Andre Jansson(2002)关注了旅游经验的媒介化转变，认为旅游和媒介消费开始共享了同一逻辑，共同作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Simon Cottle(1999)则关注于“新闻报道的媒介化”，强调战时新闻报道的媒介化使得媒体机构反客为主，在报道中扮演了既参与又互动的角色。

　　随着研究者针对“媒介化”讨论的不断深入，制度化传统的局限性受到关注。媒介化被简单约化为媒介逻辑的线性影响，事实上媒介逻辑是一个复杂性、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概念。正如弗里德里希•克劳茨(Friedrich Krotz,2009)所言：“今天的电视的媒介逻辑和十年前不同。对于一个14岁小姑娘和一位55岁银行家来说，媒介逻辑也不相同。”对“媒介逻辑”反思构成了社会建构传统的逻辑起点。社会建构视角下媒介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情境。CouldryN.和HeppA.(2013)倾向于将媒介化理解为社会和文化现实建构的动态性过程。围绕“媒介化”现象的讨论主要关注社会互动的现实如何在特定媒介进程中展开，以及特定媒介的某些具体属性如何对于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产生情境化的影响。

　　也有学者针对制度化传统与社会建构传统主张界定性的概念化方式进行批判，他们认为“媒介化”应转向更为开放的敏感性概念化路径，进而提供如何考察媒介化现象的线索和启示。如Jensen(2013)提出三种媒介化的敏感性概念：媒介化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媒介化作为一种技术动量；媒介化作为一种嵌入式传播。

　　媒介化学派打开了重新思考“媒介主体性”的空间，因此关注媒介对整个社会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就此而言，学界很容易将媒介化研究与媒介理论学派联系起来。媒介理论学派的代表性倡导者包括伊尼斯、翁(Walter)、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他们的论述存在“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多聚焦于个别媒介科技的某些固有逻辑，例如印刷技术或电视被视为导致新型社会产生的关键因素。科技和文化互动以及形成的科技文化环境则被忽略。正如克罗茨(Krotz)所言，媒介理论讨论的是“去情境化”的社会现实，以宏观层面的社会变化为导向，很少涉及具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施蒂格•夏瓦(StigHarvard)也表示媒介理论仅关注媒介技术的内在逻辑，媒介被理解为以“科技”为本质。

　　相比较而言，媒介化研究并非媒介理论的“复兴”。媒介化研究倾向于“将社会媒介化现实视为一种人造进程，而非技术决定过程。通过提供新的可能性，媒介化改变了人类交往活动；而通过使用媒介，人类也改变了自己建构社会的方式”(Krotz,2009)。因此，媒介化理论避免了诸如“媒介形塑社会”的这种片面结论，其强调媒介、文化和社会之间互动发展的动态过程。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媒介化是一种特殊的后现代情境的表现，将其研究与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的后现代理论联系起来。鲍德里亚将图像、声音和广告等媒介文化的符号或标志理解为现实的拟像或表象，其不仅比物质和社会的现实更加真实，而且将取而代之，以至于鲍德里亚提出媒介构建了“超现实”(hyperreality)。这一“超现实”形成的逻辑是报纸、电视或广播等呈现的内容经由符号形式的重新解读，被整合形成特定模式，进而被符码操控。鲍德里亚后现代理论的关键在于媒介对现实的表征取代了物理意义上的现实世界，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与建构来源于媒介化的表征。

　　毫无疑问，随着媒介对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现实与媒介对现实的表征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差异日益复杂化与模糊化，但鲍德里亚后现代理论对这种差异的理解过于简单，即媒介化现实完全替代经验现实，传统差异简单地被消解。媒介化学派并未采纳后现代理论现实主宰一切的观点。针对这一点，施蒂格•夏瓦(StigHarvard,2008)做了详细阐释：媒介化意味着传统的家庭、文化、政治等结构性机制仍然存在，只是媒介因素的影响应当被纳入其社会实践的考量范畴。简言之，与后现代理论所强调的媒介“替代”现实生活相比，媒介化研究更为关注的是媒介“介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以及其依托社会实践所开创的诸种可能性。云顶国际

　　近年来，新媒体技术发展推动社会形态重新构型，国内学者开始自觉反思媒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欧洲媒介化学派研究成果为中国传播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养料。中国场景下媒介化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多以“媒介逻辑”为理论和分析工具,依托经验性调查材料、数据分析、历史分析等检视中国当代传播领域的热点问题。黄旦(2016)以《苏报》在1903年的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媒介如何以自身逻辑改变和形塑政治。黄旦在《重造新闻学一网络化关系的视角》(2015)一文中，也指出职业新闻传播由于媒介逻辑的渗透发生变革，当代新闻传播教育也应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这种因“新闻机构的媒介化”所带来的社会场域变革。郑雯（2016）则将媒介化理论应用于中国拆迁抗争事件，以独特的相面丰富对抗争政治的整体理解，为转型中国国家治理提供借鉴意义。也有学者（林丽、王玉琦，2018；李翠敏、徐生权，2019）考察媒介如何深入危机事件产生的进程中，成为危机事件的一部分，并通过媒介逻辑最终形塑了危机事件生成机制。喻国明（2020）等则在制度化视角下探讨直播在社会互动中赋予商业与社会媒介化的新秩序与新规则。

　　社会建构传统关注现实的传播活动如何在特定的媒介进程中展现，以及媒介具体特性对于社会文化现实的情境化影响。遵循上述逻辑，中国传播学者激活了一种“实践导向”的传播研究路径。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对媒介使用者日常生活的民族志考察、媒介使用意义的诠释和解读等研究方法讨论日常生活的“媒介化”。潘忠党（2014）以“人们如何运用中介的手段和机制展开他们的生活”作为核心问题，阐释新媒体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使用是体制的结构性规制与人们创造性实践之间相碰撞的界面；提出理解新传媒技术的社会文化意义需将着眼点放在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使用者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需解读他们如何通过使用新传媒技术，展开意义或再现的创造，并以此参与社会与文化的建构。彭兰（2020）将移动时代视频应用的普及，解读为日常生活的媒介化。视频成为一种粘连生活与媒介的界面，又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存与媒介表达，现实生活和视频化生活亦相互影响、相向流动。王玉玮，黄世威（2021）则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鄂西北某村个案研究，窥视季候性返乡青年通过媒介实践重塑主体性的逻辑，回嵌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场域中。

　　总而言之，欧洲媒介化学派实现了媒介与社会文化关系研究的理论转向，“媒介化”既不是一种封闭的理论，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方法，而应理解为研究当代社会的一种特定视角。正因为如此，媒介化研究能够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各种变革保持开放态度，将变革的复杂现象以及其与媒介的互动关系进行理论化，这将为中国传播学者在“万物媒介化”时代，重构传播研究框架，提供崭新的视角和理论起点。

　　*原文载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21》，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027-10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