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黑田东彦将卸任日本政府：他接班！“安倍经济学”会被终结吗？

　　。同时，提名内田真一、冰见野良三为新的日本央行副行长。尽管这一提名还需要获得国会两院的批准，但考虑到执政联盟眼下占有的绝对多数席位，相关提名获批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从外汇市场的波动中，人们也不难看出市场人士对这一人选的态度——美元兑日元在欧洲时段盘初迅速下跌将近70点，一度刷新日内低位129.80.就在人选宣布前，美元兑日元USD/JPY跌破132，日内跌0.28%。这预示着至少相比于之前的最热门人选雨宫正佳，人们认为植田和男的鸽派程度要相对不如。

　　据财联社，分析人士指出，任命植田和男为新任行长是一个很大的“意外”，也恐怕并不是个最受欢迎的决定。此前，市场一直在衡量取代黑田东彦的多位候选人的政策倾向，以判断日本央行将以多快的速度退出刺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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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日本市场人士表示，新行长人选的曝出，似乎支持了人们对日本央行将在不久的将来修改当前大规模货币宽松措施的猜测。

　　如同《三体》小说里科学家面对智子的干扰，绝望地写下“物理学不存在了”一样，日本市场的交易员们在当前，也将直面一个令他们感到窒息的未知恐惧：“安倍经济学”是否还能继续存在？

　　据参考消息12日报道，《日本经济新闻》2月11日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由经济学家、日本银行(央行)前审议委员植田和男接替黑田东彦出任日本行长。黑田的任期将于4月8日结束。政府计划在2月14日将央行新行长人选提交国会，经参众两院批准后由内阁任命。

　　植田1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的现行政策是适当的，现阶段有必要继续维持量化宽松政策。”

　　71岁的植田将成为首位经济学家出身的日本央行行长。一直以来，日本银行行长一职都由央行内部和财务省出身的官员担任。植田也是继宇佐美洵后第二位出任央行行长的民间人士。宇佐美洵曾任职于三菱银行，于1964年出任央行行长。

　　植田是日本代表性的金融政策研究者，1998年4月由东京大学教授转任日本银行审议委员，直到2005年4月卸任。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陷入通缩后，植田从理论层面为日本银行推出零利率政策提供了支撑，也是最熟悉持续至今的量化宽松政策的人士之一。

　　植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外界期待身为国际化的经济学者的植田能够与其他国家的央行保持顺畅沟通。就像美联储前主席耶伦和伯南克一样，全球范围内由学者出任央行一把手的情况并不罕见。

　　据环球时报，这意味着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的又一位门徒将领导一个主要国家的央行。

　　在担任美联储副主席和以色列央行行长之前，79岁的费希尔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经济学，他是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的。

　　在他的学生中有大名鼎鼎的本·伯南克，后来成为美联储主席，以及马里奥·德拉吉，曾经的欧洲央行行长，前意大利总理。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也曾师从于他。澳大利亚央行现任行长菲利普·洛(Philip Lowe)在麻理获得博士学位时，费舍尔还在那里。洛的前副手盖伊·德贝尔(Guy Debelle)是费希尔指导的最后一名研究生。

　　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也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在那里与伯南克有一间相邻的办公室。

　　现在，费希尔的另一名学生预计也将加入全球央行领导人的行列，他就是植田和男。

　　植田和男198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主要从事学术工作，还在日本央行理事会任职了7年。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周五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日本的本·伯南克。他和本差不多同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他的论文导师和本·伯南克是同一位。他专门研究类似的货币经济学领域，有一种温和的学术风格，但也很果断。”

　　71岁的植田和男曾是东京大学的经济学讲师，他在东京大学获得本科学位，现在是共立女子大学的教授。1998年至2005年，他担任日本央行理事会成员，当时日本央行首次推出零利率政策，并开始实施量化宽松。

　　同样，伯南克在加入美联储理事会和后来执掌美联储之前，也曾在学术界工作过。

　　“他有着强大的血统，”财经网络Tastylive的全球宏观主管伊利亚·斯皮瓦克(Ilya Spivak)说。“费希尔手下有很多重量级的央行行长。”

　　对于一位日本央行行长来说，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血统，因为之前的历任行长通常来自日本央行或财务省的职业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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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希尔曾说过，麻省理工学院的重点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经济学”。他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教师成就了这个地方，但学生也成就了这个地方。你去麻省理工学院的原因之一是你有世界上最好的学生。”对他来说，经济学是“做一些有用的事情”的工具。

　　后来，他淡化了自己在伯南克和德拉吉的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全球经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打击时，这两家机构在美国和欧洲下调了利率并推出了量化宽松计划。

　　像他的学生一样，费希尔不仅学习或教授政策，还经历了制定政策的过程。他说，上世纪80年代，当他请求帮助提出解决以色列经济问题的方案时，他染上了“政策迷”。多年后，他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号人物，2005年至2013年担任以色列央行行长，2014年至2017年担任美联储副主席。

　　在担任这些职务之前，他曾为他的日本学生植田和男1980年的论文《贸易流动与汇率的动态相互作用：理论与证据》提供建议。

　　当时，日本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在美国引发了深刻的政治担忧。植田和男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篇论文《日本经常账户盈余展望》(Perspectives on japan Current Account Surplus)中又回到了这个话题，这篇论文由费希尔编辑。现任波士顿联储行长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也是这篇论文的评论员之一。

　　目前日本的通胀率处于40年来的最高水平，但任何放弃日本央行利率目标的举动都可能破坏市场稳定。

　　萨默斯在周五的采访中说：“日本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不认为它能够无限期地保持对收益率的控制。植田先生的技能将会受到考验。”

　　据新华社，作为日本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于2013年3月上任，并很快开始大刀阔斧推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在这一政策刺激下，日本经济曾维持了连续多个季度的正增长。

　　据金融时报，疫情暴发后的3年时间里，由黑田东彦主导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虽然在克服通货紧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市场功能下降和财政纪律放松等副作用也十分明显。在去年的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已宣布修改收益率曲线控制计划(YCC)，将收益率目标从正负0.25%上调至正负0.5%左右，以改善市场功能。未来如何在避免对日本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的同时着手进行政策修正，将成为继任行长面临的巨大挑战。

　　2022年以来，美联储为应对国内高通胀而持续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引发多国央行跟进加息。然而，日本央行受困于国内需求疲软、经济复苏乏力的现实，被迫坚守超宽松货币政策，成为目前七国集团(G7)中唯一仍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央行，但这也为日本金融市场稳定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此前，日本长期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使得日元汇率弱势，日元成为全球“套息交易”的首选融资货币。投机者以非常低的利率借入日元，兑换成美元购买美国国债，赚取稳定的息差和汇差。尤其是去年，美联储激进式加息，使得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日美利差扩大，套息交易量持续放大，借入日元兑换美元的交易大幅压低了日元汇率。去年10月下旬，东京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50比1，刷新1990年8月以来最低点。

　　在日元贬值的情况下，日本输入性通胀进一步加剧。日本财务省本月发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显示，2022年，日本经常项目盈余为11.4432万亿日元，比2021年减少47%。受日元大幅贬值和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日本去年进口额为118.1573万亿日元，较2021年增长39.2%，首次突破100万亿日元。虽然出口额上涨至98.1860万亿日元，较2021年增长18.2%，但仍无法阻止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至19.9713万亿日元，创下自1979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高，产生经济负面影响。

　　而为阻止日元过快贬值，日本去年动用了超9万亿日元干预外汇。日本财务省2月7日发布的文件显示，2022年三季度，日本政府及日本央行动用2.8382万亿日元干预外汇。此后，在2022年第四季度再次进行了两次外汇干预。其中，10月21日干预规模为5.6202万亿日元，10月24日为7296亿日元，不过收效甚微。在去年12月日本央行意外上调YCC后，日元终于总体进入缓慢升值通道。但近期受日本央行人事变动等因素影响，日元汇率再次跌向低点。市场分析人士预计，日本与美国货币政策显著分化仍会对日元走势构成严峻挑战，将加大日本央行汇率干预的难度。

　　此外，日本当前的通胀风险也在上升，给其实施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带来压力。去年疫情扰动叠加能源危机，日本经济面临供需双重冲击。今年随着原材料价格回落，日本投资者信心开始恢复，劳动力市场相对偏紧，去年12月薪资增速创下近20年来高点，若今年3月工会薪资谈判超预期，那么日本核心通胀上行风险不可忽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日本经济调查声明也表示，日本通胀预测存在极高的不确定性，风险倾向于上行。通胀上行的风险包括汇率贬值的延迟效应、边境重新开放、输入性通胀的第二轮效应、财政支持以及高于预期的工资增长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几周，围绕新行长人选的争论和爆料，已经引发了日本市场的多次剧烈波动。而这背后的原因显然也一目了然：接替黑田东彦执掌日本央行帅印之人，很可能将决定着“安倍经济学”何时会真正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对于日本经济和金融市场而言，都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

　　在过去十年常常被日本人津津乐道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货币宽松、积极财政、结构性改革)，其中，超大规模的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长期以来就一直是“安倍经济学”的真正内核。

　　事实上，“安倍经济学”对货币宽松政策的痴迷，从其强调的金融术语中就能可见一斑：全球其他央行采取的不过是QE(量化宽松政策)，而日本央行采取的则是QQE——量化加质化的货币宽松政策。

　　而如果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是安倍经济学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则无疑是这一独具日本特色经济政策的关键“操盘手”。自2013年3月就任行长以来，黑田东彦已担任日本央行行长近10年，为日本央行140余年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行长。

　　也正是黑田东彦的存在，令日本政府哪怕已经经历了两轮换届，“安倍经济学”的内核却依然不失。

　　但如今，随着安倍晋三已经在去年7月遇刺身亡，黑田东彦也即将在今年4月任满离职，安倍经济学“设计师”和“操盘手”的双双退场，似乎无一不在昭示着“安倍经济学”或将彻底“曲终人散”……

　　这不仅仅是因为央行行长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也在于行长人选究竟选择谁，其实就直接表明了当前日本岸田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态度。熟悉全球央行政策的投资者的都知道，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在主要央行中向来是较为薄弱的，某种程度上甚至会直接听命于政府……

　　在过去十余年的时间里，日本央行推行的超常规货币宽松政策，帮助日本经济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霾，也给当地金融市场注入了一定的活力。然而，全球最为奇葩的宽松政策的长期弊端，如今也已经日益凸显：零利率乃至负利率政策及其导致的日元贬值，已经成为了日本经济的“精神”，既使得政府过度依赖发债、放松财政纪律，也使企业调度资金危机感变弱，丧失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