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风尚：奥斯曼帝国对欧洲文化的强大影响

　　云顶国际云顶国际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使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在整个18世纪，土耳其风尚（或称Turquerie）对整个欧洲的美术、建筑和音乐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描绘苏丹艾哈迈德三世1727年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接待荷兰大使Cornelis Calkoen的画

　　欧洲与在大众想象中出现的“东方”的关系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得到了最明确的界定。从12世纪开始，这些军事行动的焦点开始转向土耳其。塞尔柱帝国灭亡后，经过短暂的过渡期，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让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再次获得了发展势头。到14世纪末，奥斯曼王朝几乎已经吞并了日渐萎缩的拜占庭帝国。它的征服势头开始从巴尔干半岛向西蔓延，很快就被认为是对欧洲的严重威胁。

　　奥斯曼人征服伊斯坦布尔，并开启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优势，在文化和艺术的各个分支上也都产生了影响。在苏丹苏莱曼一世（Sultan Suleiman I，欧洲人称其为“苏莱曼大帝”）时期，欧洲人对土耳其人既感到恐惧又感到钦佩。奥斯曼帝国令人恐惧的辉煌让世人瞩目，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和钦佩，甚至在后来催生了18世纪在巴黎开始的土耳其风尚运动（Turquerie movement）。

　　奥斯曼人通过与法国建立良好关系而获得了商业和政治权力，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形象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法国文学当中，尤其是在1551年至1555年期间，这种情况急剧增加，当时法国人开始与土耳其人在地中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

　　在这一时期，作家和诗人开始关注土耳其的军事和宗教概念。当然，土耳其人一直是“”和“奥斯曼人”的代名词。以皮埃尔·德·朗萨（Pierre de Ronsard）、让·安托万·德·拜夫（Jean Antoine de Baif）、约阿希姆·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和雷米·贝劳（Rémy Belleau）为首的许多作家和诗人都被要求提高国王及随从在政治、哲学、宗教和文学方面地位，试图摆脱中世纪的风格，以此推动法国文学的现代化。

　　起初，奥斯曼人被视为是恐怖的来源——作家们使用的形象当然是由他们国家元首的利益、宗教态度和外交关系塑造的。因此，土耳其人也被认为是需要警惕的敌人。作家们这样写道：与极其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敌人打交道是一种负担。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政权的动态，就其国家行政原则、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言，都让这些情感和思想变得更加复杂。

　　被称为“诗人王子”的法国诗人皮埃尔·德·朗萨（Pierre de Ronsard）是关注这一特殊主题的人之一。在他的一首诗中，他把传说中的克洛维国王描绘成:“圣地的征服者，仍然能用战争威胁土耳其人。”与此同时，在另一部作品中，他预言奥斯曼帝国将会衰落，并消失，并让位于其他帝国——从而试图向读者灌输希望。

　　德·朗萨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献给凯瑟琳·德·美第奇女王（Queen Catherine de Medici）的一首诗中，他赞扬了土耳其人对宗教的重视，并表示应该向他们学习：“尽管土耳其人的宗教很糟糕，但他们很谨慎。他们选举出最高雅的人，并培养最精通自己宗教的人。知识让他们成为严肃而深刻的占卜者。”

　　另外，在他看来，苏丹是一个善解人意、严肃、强大且有影响力的人，不应该被低估。苏丹应该作为“另一方”——即基督徒的榜样。

　　1607年，当奥斯曼帝国大使访问枫丹白露城堡（巴黎市中心以南）时，极大程度上引起了贵族们的好奇与兴趣。参观完毕，穿着奥斯曼风格服装的音乐家们还会表演一场法国芭蕾。

　　1683年维也纳战役后，奥斯曼帝国军队从中欧撤退，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古老的恐惧心理将被好奇心所取代。17世纪末，土耳其引起了欧洲贵族的好奇。很多艺术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渐趋成形——起初是那些为了灌输恐惧而建立的形象和概念被一些能迎合贵族好奇心的幻想所取代，其中对奥斯曼帝国宫殿和国家生活的夸张的、富有想象力的描绘尤其受欢迎。约瑟夫·帕罗塞尔（Joseph Parrocel）、亨利·范丁·拉图尔（Henri Fantin Latour）、查尔斯·尼古拉斯·科钦（Charles Nicolas Cochin）、尼古拉斯·兰克雷特（Nicolas Lancret）和查尔斯·安德烈·范洛（Charles André van Loo）等画家均创作了许多东方主义作品，尽管他们从未涉足奥斯曼帝国的土地。

　　随着冲突的减少以及旅行者和使者来访的增加，土耳其风尚（Turquerie）开始很快出现在艺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从文学到绘画。

　　土耳其风尚在巴黎兴起的主要原因是1721年土耳其大使·切莱比（Mehmed Çelebi）的来访。这一时期被奥斯曼历史学家称为“郁金香时代”，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文化和艺术到达顶峰。甚至是美丽的郁金香——这个在奥斯曼艺术中反复出现的象征，在当时的法国也受到仰慕。·切莱比及其土耳其随从集中反映了这一精致美学时期的所有元素。随着他的访问，土耳其风尚在巴黎引起了轰动。

　　1741年访问巴黎的·赛义德·埃芬迪（Mehmed Said Efendi）大使也同样受到了仰慕。他在凡尔赛宫面见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也被称作“亲爱的路易”）。查尔斯·尼古拉斯·科钦（Charles Nicolas Cochin）是当时王宫中最有抱负的画家之一，他受命记录这一重要的欢迎仪式。在仪式上，欧洲贵族和其他参观者的穿着与传统的奥斯曼服饰非常相似。

　　巴黎的很多报纸都对这两位大使及其随从进行了多次采访，并连日作为头条新闻发布。这两次访问之后，身着传统东方服饰（如头巾和沙瓦尔，一种腰部非常宽但底部有翻边的裤子）的人物开始进入文学作品、绘画、陶瓷和戏剧场景之中。迷人又特别的“土耳其房屋”（“Turkish Rooms”）被建立起来，“土耳其花园”（“Turkish Gardens”）也成为最受欢迎的艺术背景。

　　在法国剧作家莫里哀（Moliere）的五幕喜剧芭蕾舞剧《布尔乔亚绅士》（The Bourgeois Gentleman）中，也让身着土耳其服装的演员上台表演。在这一时期，那些身着土耳其服饰参加舞会的贵族们备受青睐。贵族夫人们将身穿土耳其风格服装的自己绘制成画作，并将其展示在家中最受欢迎的角落。

　　新月、棕榈树和骆驼等土耳其图案成为墙板、家具和鼻烟盒的主题——这些都是十八和十九世纪流行的小型装饰盒。战争的战利品和从奥斯曼土地带来的物品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法国外交官哈贝特（Harbette）在描述这一时期的法国时表示，“巴黎几乎变成了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街区”。

　　欧洲人开始热衷于研究奥斯曼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还对奥斯曼人的音乐感兴趣。最初受到关注的是奥斯曼军乐团的梅赫特尔军乐队（Mehters）——他们辉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号角声进一步塑造了土耳其人恐怖的形象。然而，他们的战歌曾经带来的威严和史诗般的气氛，开始被敬佩所取代。

　　18世纪是欧洲音乐产生巨变的时代。随着土耳其风尚的传入，奥斯曼音乐在欧洲被接纳和研究，这为普鲁士、俄罗斯和波兰创建类似的行军乐队打下了基础。

　　土耳其音乐的影响表现在“阿拉·图尔卡”（“Alla Turca”）音乐的出现。受土耳其启发的歌剧开始大量创作。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将他的第11号钢琴奏鸣曲命名为“阿拉·图尔卡”——它模仿了土耳其人民军乐队的声音。

　　除了那些热衷于模仿和幻想的艺术家，还有一些人在伊斯坦布尔定居期间，在参观奥斯曼帝国之后也创作了很多作品。这批艺术家将他们对土耳其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观察融入到文学和绘画当中——比如法国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和法国诗人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的游记。然而，他们仍然无法亲眼见证土耳其的家庭和宫廷生活。

　　一位英国大使的妻子——玛丽·W·蒙塔古（Mary W. Montagu）女士（1689-1762）是有机会亲眼目睹奥斯曼帝国宫殿和伊斯坦布尔精英生活的人之一。《土耳其来信》（“Letters from Turkey”）以蒙塔古的旅行和对奥斯曼生活的观察为特色，是第一部讲述土耳其社会生活细节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一。

　　土耳其风尚也影响到来自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画家。那些在土耳其创作的艺术家就是土耳其风尚最著名的代言人。让·巴蒂斯特·凡莫尔（Jean Baptiste Vanmour）是一位佛兰德裔法国画家，以详细描绘郁金香时代的奥斯曼帝国生活而闻名，并在众多画家中脱颖而出。这位在伊斯坦布尔生活多年的艺术家的所有作品都符合土耳其风尚的主题。

　　也就是说，土耳其对欧洲社会的影响首先产生于恐惧，后来演变为好奇和模仿，最终催生了19世纪的东方主义。法国大革命后，土耳其风尚开始失去其影响力，到奥斯曼帝国灭亡时它的影响力已经完全消失。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过时的土耳其风尚在1970年后又再次复活——博物馆和画廊开始在各个地方举办相关的展览，艺术品及其他各种物品也开始吸引着收藏家和评论家的注意。自从土耳其风尚复兴以来，土耳其和欧洲的东方主义作品已成为“土耳其拍卖”和“奥斯曼与东方主义者”拍卖会不可或缺的物品。